铜项链

2003年，我在日本东京读预科班，准备两年之后在日本考大学。
　　第二年，我租的旧公寓到期了，房东不肯续租，我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当时已经是冬天，寒风刺骨，又下起了雪。我颓丧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车站的长椅上，哭了起来。
　　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微笑着说：
　　“孩子，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倾诉的渴望让我迅速擦干眼泪，不管不顾，滔滔不绝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说给她听。
　　老人无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着我的手离开车站。像是被催眠，我任由她牵着，一直走到她的家里。那是一座破旧的住宅楼，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属于上个世纪。老人生硬地叫着我的中国名字，说，如不嫌弃就请留下来，总胜过流落街头。遇到这样的好人，像是奇迹发生。就这样，我总算安定了下来。
　　老人很孤独，从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她只有一个儿子，住在大阪，一年才来看她一次。老人有糖尿病，腿脚已不灵便，她却坚持不肯去医院。在我一再追问下，才知道她已经很久没有交国民健康保险了。
　　我偷偷地为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捧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二天。我请了一上午假陪她去医院。老人的糖尿病已经相当严重，眼底毛细血管破裂，马上会双目失明，而且很可能并发尿毒症。回家的车上，老人安慰我说：“一个孤老婆子，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都不大；不要紧。”
　　我把仅有的78万日元(相当于5万多元人民币)的存折塞给老人：“用这钱去住院吧。”我没给老人推辞的机会，我告诉她我还很年轻，钱可以再挣到。办理了住院手续。我才知道我那可怜的78万日元只够她全部住院费的4／5。
　　2005年初夏，为了支付老人的住院费，我没日没夜地打工。这期间她儿子来看过她一次，扔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走了。第二个月，老人失明了，并发的尿毒症开始吞噬她的残躯。老人被转入特殊单人病房。
　　8月的一天，我下课后去医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见到我之后，如释重负地塞给我一张纸说，他是川崎市公立律师事务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据老人的意愿为她起草了遗嘱，只等我替老人核对，同时告诉我，老人的儿子已经放弃了对母亲财产的继承权。老人已经把她全部的、根本不能叫财产的财产给了我，老人让我将她枕边的印章拿出来。在“和田洪子”名字上盖了“和田”的私人用章。
　　律师走后，老人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把一条粗笨的铜项链摘了下来，在空中比画了半天才戴到我脖子上。她说：“孩子，这条项链是我丈夫生前的馈赠，跟了我五十多年。他是九条道孝的外孙、大正贞明皇后节子娘娘最小的外甥、日本最著名的华族(即贵族)家族的后代。这么多年了，这条项链是我的全部。别看它丑陋，东西是否珍贵不要仅凭外观来判断。答应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把它送给任何人，要对它不离不弃。”
　　2005年10月，老人辞世。她的儿子拒付母亲的住院费，理由是遗产的继承人也该继承债务。那时，我还欠医院20万日元的医疗费。
　　简陋的丧葬之后。我又开始忙着找房子，报考一个专门学校，生活实在是非常艰难。我和医院协商，住院费可否再缓半年，因为我必须没日没夜地靠打工赚取专门学校的50万日元的入学费。直到2007年5月，我才还清了医院的债务，成为自由人。
　　一天晚上回家后，我在灯下反复端详那条项链，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带着项链去了东京权威的古董店——神田二天门店。店主用放大镜端详了老半天后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条老项链，从重量上看很可能是铜皮里包裹了其他东西。”洪子夫人临终时说，东西是否珍贵不要仅凭外观来判断。她在暗示我什么吗?我下定决心弄清真相，于是让店主打开了那层铜皮。铜皮里有一颗硕大的钻石，大约3克拉大小。镶在圆形的白金座中。我们都惊呆了。店主在检测了钻石的纯度与色泽之后对我说：“小姐，你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了。”
　　我用手帕将项链包好，在恍惚之中回到了公寓。老人一生困苦，至死都不肯出卖这条项链。然而我始终不解，为什么她在临终时不肯对我说明真相。直到有一天，我路过川崎市公立律师事务所才明白，老人怕我知道真相后在她儿子面前露出破绽——她知道我禀性不擅撒谎。
（作者：詹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