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的追求

凯文今年12岁，父亲5年前去世，两年前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了独自生活。在肯尼亚，有超过100万像凯文这样的艾滋病孤儿，全世界的艾滋病孤儿有1500万。
　　得知凯文每天偷溜进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学校旁听，这个特别的孤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学校领导发现他自母亲去世后就一直这么做了。凯文告诉我们，“上学能让我忘记过去，有朝一日我要当医生。”
　　凯文只会讲当地方言。除了偷溜进学校旁听，其他时间他就在市场卖烤花生米维生。他用挣来的微薄收入买西红柿和青菜，把它们放在煤油炉上做一道菜，做一次吃一周。孤独时，他会看看一小叠母亲生前的照片，抑或躺在自己简陋的小屋里，回忆母亲曾讲过的故事。
　　他重申了自己想当医生的愿望：“我不想让其他人像我母亲那样死于艾滋病。”
　　要离开基苏木时，我们对这个安静但好奇的小男孩已有所了解。为他安排了学校的学杂费后，我向他保证会跟他保持联系。傍晚。我们拥抱告别。我的视线一直跟随着他孤单幼小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马路尽头。
　　在一些机构的帮助下，我于2004年再次与凯文相聚。凯文在基苏木男子中学上初三。我在一片穿着红马甲、系着红领带的学生中找寻那张脸，最后，他迈着自信的步伐朝我走来，脸上挂着好大的微笑。是凯文，他高了、气色很好。见到这个勇敢的男孩，我激动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我还是想当医生。”他说。在他周围，他随处都能看到艾滋病所带来的痛苦。凯文想知道如何避免患艾滋病，村里的一位长者建议他“向上帝祈祷”。15岁的他却对我说，面对艾滋病，他需要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再一次被他这份执著和激情所打动。
　　回国后，我和凯文书信往来不断。在一次定期通话中，已经16岁的凯文对我说，他想要向他的祖国肯尼亚的官员们询问有关艾滋病的事宜。他觉得是时候去趟首都了，我同意。
　　平生第一次要去首都内罗毕，他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车子开出去没多久，凯文开始晕车，他此生还没坐过那么久的车，我们不得不在纳库鲁湖边停车休息。湖边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火烈鸟和晒着太阳的犀牛，数百只瞪羚随着我们的接近向远处逃窜。凯文知道贫民窟里很少有人得以看到这一世界奇景，一言不发地在湖边站了许久许久。
　　到了内罗毕这一天是凯文平生第一次穿西服，他要去拜见肯尼亚副总统穆迪·阿沃里博士。坐在副总统办公室里豪华的皮椅上，这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发问：“对于肯尼亚超过100万的艾滋病孤儿，政府有什么具体计划吗?”阿沃里副总统礼貌地回答了他，看得出凯文有些紧张，但也很自豪。我们在内罗毕的最后一晚，我需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我向他解释说这份文件是为了保证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依然会有人资助他。
　　“你要离开我。”他说，声音有些发颤。我意识到凯文怕我“抛弃”他，像他死去的父母那样。他说，即使我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在他心里我既像母亲又是父亲。我的心像刀绞，我们一直谈到他的眼泪变干。我又一次被他如此脆弱，但又如此坚强所触动。
　　非洲有一个谚语，说的是抚养一个孩子要全村人帮忙。放在凯文身上，则是供他上大学要全世界来帮忙。尽管凯文取得平均B+的成绩，但进入肯尼亚的大学还是不太可能，当地大学只是给精英阶层上的，不是给像他这样的艾滋病孤儿。
　　好在凯文非常走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资助下，他得以到悉尼参加艾滋病大会。会后，他同多名艾滋病孤儿一起走访了墨尔本的多所中学。讲述他们的经历。在此期间他见到了莫纳什大学医学护理和健康科学系的系主任斯蒂文·韦思林。斯蒂文亲切地和凯文交谈。虽然害羞，但凯文真诚地表达了想当医生的愿望。“为此我决心付出一切。”他说。
　　第二天凯文出现在早间的一档电视节目里。一对悉尼夫妇看后很受感动，决定向凯文伸出援手。就这样，凯文被莫纳什大学录取。如果他顺利拿到本科学位，就可以进入医学院深造。
　　凯文回到肯尼亚后，肯尼亚选举导致流血事件发生，基苏木是暴乱的中心。凯文在肯尼亚的资助人在暴乱间歇把他用飞机接到内罗毕。他参加了英语考试并进行了体检，但结果要等8周，这意味着他将错过整整一年的大学课程。莫纳什大学挺身而出，聘请高级移民顾问，终于在2008年2月23日，一个瘦高的、20岁的非洲男孩出现在墨尔本机场。
　　作为凯文现在的系主任，韦思林说：“凯文的经历活生生地告诉我们非洲所发生的一切，录取像他这样的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大启发。凯文没有理由不当医生。他有激情、有决心。”
　　这个我第一次见时还在准备一周食物的男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并走过了数千公里路，期间靠的是不少善良人士的帮助，更靠的是他自己的坚强与奋斗。
（作者：迈尔斯.罗斯顿 译/钟德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