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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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意林2009年

2009年9月9日,很多新人结婚,很多喜事发生。也是在这天,生于1988年的仲培妹妹走了。
  我是9月11日得知的消息。
  当天吃完早饭回家。在电梯里接到同在媒体工作的同学的电话,然后电梯在11楼开了又合、合了又开,直到我错愕地走出,恍惚地打开家门,呆呆地静默。好长时间之后,才想起来,我该打个电话给她家人,至少我还要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第一次见到仲培,她是受访者,我是采访者,因为她的一个要捕出眼角膜的决定。在一年之前,她被查出患鼻咽癌晚期。
  第一次见面,她喊我顾记者,得知我们的大学同在武汉后,亲近了许多,从第二次联络开始,我成了她口中的顾姐。
  她是个弃儿,养父母年事已高,母亲78岁,父亲67岁。在呼和浩特的医院里,自始至终我没有见过她家人,只是她一个人,安静地对抗着巨大的阴影,从诊断到医治。干脆利落地处理一切。
  直到后来,身体确实不行了,需要轮椅辅助出行,电视台的记者才帮她联系了义工。
  她常常冷静地跟我说:“癌症已经骨转移了……”“今天做了放疗,副作用很大,吃不了饭……”“我开始打杜冷丁了……”“我想出院,不治了,给爸爸妈妈留点钱……”或者还为自己操着这样的心:“能帮我联系武汉的学校吗?问问报销的保险费什么时候下来……”
  如果没病,她是一名在读大学生,2007年入学,该是上大二的时节。她没有钱,父母也没什么劳动能力,家里只有两间被当地村民们评议为风水不太好的土房子。
  与她接触的9个月里,温度低的季节她穿一套红色的秋衣秋裤,温度高的季节穿一套绿色的睡衣睡裤。有时候我会带上笔记本电脑去看她,放放电视剧、电影,她偶尔也感慨:“等我出院了,也买个电脑。”
  她治病的钱主要是来自社会捐助。但即便人们不停地去医院看她,给她留下一些钱,或远在深圳的未曾谋面的“周哥”,一万两万地给她寄治疗费用,她还是患得患失,总说要给爸爸妈妈留下点什么。
  或许是出于自尊,她总不好意思安然地接受所有。我想把自己的mp3留给她解闷,她倔强地说:“我有。”然后拿出一个破旧不堪、断了一只耳机的物件给我看。
  她并不总是那么坚强。毕竟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
  有一次夜里11点,手机突然响起,她打来电话,带着哭腔,“顾姐,我好疼啊……”
  我安慰她,把以往所有真实的痛苦或编造的坎坷说给她听,好让她觉得这世界上倒霉的不止她一个,连唯心主义的宿命论都牵强地搬出来。好在止住了小姑娘的泪,放下电话,半个小时已过去,神经放松后。眼泪落下来。
  她太孤独。想起第二次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已经熟络了一些,她便撒娇地让顾姐抱抱她,骨瘦如柴!她先前的照片里,是个足有120斤重的胖姑娘。从出生到21岁患病。她没有任何撒娇的余地和被强烈关注、关心的经历。所以,她会在电话里埋怨:不想总是一个人面对,哪怕是多一个人帮她撑一撑也是温暖的。虽然有义工,有爱心人士,但终究不如血亲的关怀来得让她心安理得。
  得知她已去世的消息,我想到的唯一能联系到她家人的方式便是她的手机。再次拨通号码,以往清脆的声音已不再。她的一个妹妹接的电话,浓重的方言,我只听清了她是中午12点多走的。原来是做眼角膜移植报道的同事告知我她走时的详情。
  9月8日她自作主张出了院,一天1000多元的医药花销让她不舍,年近古稀的爸爸亲自把女儿接回家。
  9月9日,电视台的记者去看她,她临走前半小时说了许多话,说了许多别人的好。还交代了许多。
  她爸爸说,那是病重之后她话说得最多的一次。末了,安静的一句“我完了,该睡觉了……”气若游丝,慢慢走远。那边,她高龄的妈妈还张罗着要换一件好看的衣服,因为记者来了,要上电视。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瘦弱矮小的身材,探不到床里的女儿,男记者把老人抱起来放到女儿身边,然后放肆地哭开来。
  当天,按照仲培的遗愿,她的一块眼角膜被移植给深圳一位38岁的女士。11日,家乡内蒙古一个5岁的小女孩接受了她的另一块眼角膜。想来想去,同事给当天的报道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一只眼望家乡,一只眼望深圳。”
(作者:顾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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