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虫混战的日子

二哥蔡高雄小学毕业后，便到台北当学徒。那年冬天傍晚，母亲在厨房煮饭，我坐在炉灶前帮忙把柴火丢入灶中。13岁的二哥忽然从台北回家，蹲在灶前不发一语。
　　母亲说：“台北工作怎么样啊？生活习惯吗？”
　　二哥默默不语，红了眼眶。
　　母亲接着问：“我托你堂哥拿棉被到台北给你，听说你拿到棉被便开始哭泣，到底怎么回事？”
　　二哥突然哭起来：“原本我已经和老板讲好，要回家拿棉被，堂哥却送来了，我就不能回家了啊！”
　　二哥说完又开始哭了，原来二哥想家想得紧，一心想逃离台北，借故回家。
　　三年级暑假，家中接到一封来自台北的电报：“雄，车祸，父母速来。”
　　爸妈急急忙忙坐火车上台北，原来二哥蔡高雄在台北水电行工作时，骑自行车送货，在赤峰街平交道的坡上，被一辆人力三轮板车撞个正着，内脏严重受伤，生命垂危，必须立刻动开腹手术。父亲留下母亲在台北医院看护二哥，自己赶回彰化向亲友借了4万元，又急忙赶去台北。
　　此后三个月，父母都在医院里全心照顾二哥，偶尔回彰化来，也只住一天就又急忙离去，生怕二哥病情随时发生变化。
　　第一次开刀，二哥病况仍不稳定，医生立刻开第二次刀，才又挽救回来，却依然在死亡边缘挣扎。
　　第三次开刀时，身体的状况已经无法打麻醉剂，只好无麻醉开刀，听说他有如来自地狱的惨叫声震动医院整栋五层大楼。
　　可怜的二哥，肚皮上留下了三条长疤，每一道疤痕长达20厘米，是二哥几次病危动手术所留下的痕迹。

　　由于所有的錢都挪到台北去抢救二哥了，没留下任何生活费给家中的姐弟三人，更别说零用钱了。漫漫三个月，我和大姐、妹妹三人相依为命，自己负责料理生活起居。唯一依靠的是：一缸白米和几瓮豆腐乳和酱瓜。
　　我大嫂是秀水乡富豪长女，娘家经营酱油工厂。除了本业制造酱油之外，也利用制造酱油的豆瓣生产豆腐乳和酱瓜。自从大哥结婚后，我们家中酱油、豆腐乳、酱瓜从不缺货。
　　姐弟三人苦守家园的日子正逢长期梅雨季，天天下小雨，白米长米虫，酱油、豆腐乳、酱瓜也都长满肥胖蠕动的蛆，看起来很可怕。
　　整瓮白米都长满了约一厘米细长的黑色小虫，淘米时无法筛选干净，煮成饭时，密密麻麻几百只小虫，看起来挺吓人，煮成稀饭虫子会漂浮在上面，再用勺子捞才能捞干净。
　　这三个月我们每天吃稀饭，配豆腐乳和酱瓜。我与姐姐对瓶子里的虫子不在意，妹妹则要替她挑选方方正正没被虫子咬过的豆腐乳她才敢吃。
　　三个月后，二哥健健康康地回到家乡，大家都感到欣喜万分。走在他后面拎着衣服杂物的父母，在开朗的笑容背后是掩不住的疲惫神情，双颊也明显凹陷下去，看起来好像突然老了好几岁。
　　我知道父母亲度过了一段精神与体力极度耗竭的岁月，而二哥也真的不辜负这段少年时期父母为他生死的用心，直到父母将过世之前的十几年岁月里，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当中，真正照顾双亲到老的孝子。而我只是名义上让父母在乡亲中增添光彩，好看而不实的角色。
　　印证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有能力的子女飞上天，没能力的子女留身边。”
　　我们姐弟三人只靠一缸白米和几瓮豆腐乳和酱瓜，没花一块钱度过三个月的经验，也让我对钱有新的认识：“过多的钱只是满足财富的贪欲，不是为了生活。”